第522章 《二元消解与存在叩问》

《二元消解与存在叩问》

——论树科《孖》中的粤语诗学建构与哲学超越

文/元诗

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中，方言写作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的边缘姿态，而粤语诗歌更以其独特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，构建起别具一格的审美空间。树科的《孖》正是一首典型的粤语实验诗作，全诗仅用三十余字，却通过粤语特有的词汇与句法，完成了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解构，并在方言的土壤中培育出存在主义式的哲学思考。这首短诗以其凝练的语言密度和深邃的思想穿透力，展现了方言诗歌不为人知的哲学潜能。

诗歌开篇即以五组粤语特有的对立词组展开："食唔食，饱同饿/闻唔闻，臭同香/摸唔摸，喺唔系/听唔听，虚同实/睇唔睇，有同冇……"。这些词组在普通话诗歌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，尤其是"喺唔系"（是不是）、"有同冇"（有和没有）等粤语独有结构，不仅带来了语音上的陌生化效果，更在认知层面制造了思维裂隙。诗人刻意选用这些扎根于粤语日常生活的词汇，却赋予它们超越日常的哲学重量。这种对方言材料的提炼与升华，令人想起海德格尔对"此在"（dasein）的思考——只有回到最本真的语言家园，才能触及存在的本质。

《孖》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诗眼。"孖"在粤语中意为"双生"、"成对"，这个字眼既暗示了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对立结构，又暗含了这些对立面之间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。诗人通过五组"动作-状态"的排列，构建了一个感官认知的闭环：从味觉（食）到嗅觉（闻），再到触觉（摸）、听觉（听），最后到视觉（睇），几乎涵盖了人类感知世界的主要途径。这种编排绝非随意为之，而是暗合了现象学"回到事物本身"的认知路径——通过悬置（epoche）先入为主的判断，直接面对感知经验。

诗歌的转折出现在后半部分："真同假，真嘅假/一同二，三嘟尽/天同地，人神共……"。这里，诗人的思考从具体的感官经验跃升至抽象的哲学思辨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"真嘅假"这一粤语表达，其中"嘅"作为粤语特有的结构助词（相当于普通话的"的"），在语音上制造了"真"与"假"的粘连效果，暗示了真与假并非截然对立，而是相互包含、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。这种表达在普通话中难以实现同等密度的语义压缩，展现了粤语在表现哲学思辨时的独特优势。

"一同二，三嘟尽"这一句更是全诗的点睛之笔。"嘟"是粤语中表示"都"、"全部"的副词，这个看似口语化的词汇在此处却承载了深刻的道家思想。诗句暗合《老子》"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"的宇宙生成论，却又通过"嘟尽"二字暗示了万物归一的循环观。诗人用最地道的粤语词汇，表达了最东方的哲学智慧，实现了方言与玄思的完美融合。这种表达方式令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名言："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"——粤语在这里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，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。

在诗歌的结尾处，"天同地，人神共……"以省略号收束，留下悠长的余韵。这个未完成的句子，通过粤语特有的"共"字（在普通话中常需用"共同"等双音节词表达），既简洁又富有张力，暗示了天、地、人、神四元的交融状态。这种表达方式与荷尔德林"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"的浪漫主义情怀形成跨时空的呼应，却又带有粤语文化特有的务实与含蓄。诗人通过对方言语法的精准把握，实现了对海德格尔"天地人神"四重整体（geviert）的本土化诠释。

从诗学传统看，《孖》的创作明显受到中国古典绝句的影响，尤其是王梵志、寒山等唐代白话诗僧的启发。这些诗人常以日常语言表达佛理禅机，而树科则以现代粤语延续了这一传统。但与古典诗歌不同，《孖》完全摒弃了格律与意象的束缚，纯粹依靠方言词汇的内在张力和哲学概念的相互碰撞来构建诗意。这种"去意象化"的尝试，使诗歌更接近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抽象表达，却又保留了东方哲学的思维特质。

从语言哲学角度审视，《孖》展现了方言写作对抗普通话霸权的重要价值。在标准语日益同质化的今天，粤语等方言保留了汉语的多样性与活力。诗中"真嘅假"这样的表达，在普通话中必须扩展为"真实的假"或"真的假"，失去了原句中的紧凑与模糊美。粤语通过其独特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系统，为汉语诗歌开辟了新的思维空间，这正是《孖》在语言学层面的突破性意义。

诗歌中的存在主义色彩同样值得关注。通过一系列对立词组的并置与消解，诗人实质上质疑了传统认识论中的二元对立模式，这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不谋而合。但树科的解构不是西方式的激进批判，而是带有东方智慧的圆融超越。"三嘟尽"的表述暗示了在更高维度上对立的消解，这与道家"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"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。诗人用最地道的粤语，表达了最普世的存在困惑与超越渴望。

《孖》在当代诗歌谱系中的位置也耐人寻味。相比于普通话诗歌的宏大叙事和繁复修辞，这首粤语短诗以极简主义的方式直指存在核心。它既不同于北岛早期诗歌的政治隐喻，也不同于于坚的"口语化"实验，而是开辟了一条方言哲学诗的新路径。这种创作方向在港澳及广东诗人中已有先例，但《孖》以其纯粹性与深刻性，将粤语诗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

从文化认同角度看，《孖》的创作具有更深层的意义。在全球化和标准化的双重压力下，方言不仅是语言遗产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身份认同的载体。树科通过这首短诗证明，粤语不仅可以表达市井生活的鲜活，更能承载深邃的哲学思考。这种对方言潜能的挖掘，为地方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诗学范例。

《孖》的艺术成就还体现在声音与意义的完美结合上。粤语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入声字和复杂声调，诗中"食"（sik）、"摸"（mo）、"睇"（tai）等字通过短促的发音强化了动作的即时性，而"共"（gung）等鼻韵尾字又营造出悠远的空间感。诗人充分利用粤语的音韵特点，使诗歌在朗诵时产生独特的节奏与韵律，这种音义结合的效果在翻译中必然丧失殆尽。

作为一首实验性极强的短诗，《孖》也面临着接受美学的挑战。对于不谙粤语的读者，诗中许多微妙之处难以体会；即便对于粤语母语者，诗歌的哲学深度也要求相当的智性参与。但这种挑战性恰恰构成了诗歌价值的一部分——它要求读者跳出舒适区，在语言的边界处思考存在的本质。

《孖》的创作日期"2025.4.11"或许是一个未来时间，这个细节为诗歌增添了一层超现实色彩。诗人在"粤北韶城沙湖畔"的创作场景，又为抽象的哲学思考锚定了具体的空间坐标。这种时空设置的矛盾统一，恰如诗歌本身对二元对立的超越。

回望《孖》的整体结构，诗人从具体的感官经验出发，经由认识论的反思，最终抵达宇宙观的超越，完成了一次精妙的思维跃升。这首短诗证明了方言诗歌不仅可以描写地方风情，更能参与人类共通的哲学对话。在标准语日益主导文学创作的今天，《孖》以其独特的语言选择和思想深度，为我们展示了文学多样性的重要价值。

树科的《孖》最终告诉我们：真正的诗性智慧往往诞生在标准语之外的边缘地带，在那些被认为"土气"的方言中，可能正隐藏着破解存在之谜的钥匙。这首诗通过粤语特有的表达方式，实现了对二元思维的超越，为汉语诗歌的哲学化探索提供了崭新路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孖》不仅是一首优秀的粤语诗，更是一首用方言写就的普世性哲学宣言。